作者｜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
布鲁内尔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教授
卡尔·波兰尼最出名的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批评，并且他一直都坚信，该流派所犯的错误“不会被重蹈覆辙”。在辉煌的30年间，哈耶克、迈克尔·波兰尼等朝圣山学社成员的布道几乎无人关注，但当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结构性危机时，那些在长期繁荣时期曾经促进赢利的政策和机制似乎不再奏效。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各行业和金融公司迫切要求降低税收，减少监管限制，他们认为，这些举措至关重要，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促进其利益。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动荡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听取新自由主义思想团体的意见。新的范式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在之前的设想中，国家的作用是纠正或确保“自然的”市场秩序，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国家的任务是构建并持续支持市场竞争所需的条件。然而，新自由经济乌托邦的拥护者具有同样热情的信念，他们认为，社会的所有角落都应该被市场占据，摆脱对经济贸易的控制对所有人都有益。结果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全球一体化、高度私有化以及贸易的显性化、金融化与社会隔离化。个人选择的修辞概念指出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生活机会，尽管实际的社会流动性减少，这一概念仍然得以接受。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波兰尼会认可的世界。2010年，在纽约州北部（从他在皮克灵的家至横跨安大略水域的地区），许多雇员被其工厂管理者告知，他们的工资要求，哪怕是适度的工资要求也不能被满足，因为工人“就像大豆和石油这样的商品一样，价格会上下波动”。这使人想起波兰尼所说的话：一个把“劳动力看作像黄瓜一样可供买卖的商品”的系统体现出其“对常识的怪异歪曲”。同理，当政府的部长呼吁失业人员“哪怕空着肚子也要重返工作岗位”——就像工党成员狄格比·琼斯（Digby Jones）前不久做的那样，波兰尼会把这看作对马尔萨斯关于福利的论战的复兴，是又一次“十字军”运动，普遍认为“只有当穷人屈服于其悲惨命运时”他们才能生存下来。波兰尼对劳动力和自然市场化的腐败后果的诊断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现代感，这也解释了它的持久吸引力。然而他开出的药方似乎已经过时，即使是在21世纪的人来看，也觉得太过陌生。他属于一个失落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些诸如英国工党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the Austro-Marxist SDAP）的组织提出。这些不能视作扼杀资本主义社会的、棘手的“社会改革党派”，而是“变革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致力于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被谴责的，他们试图剥夺其基本的财产关系，并通过议会对现有机构进行零敲碎打，以逐步引导社会转向社会主义。一般而言，他们的做法与所有社会改革党派一样温和，但高高在上的旗帜是红色的，并且总是持有一支左翼力量，用迫切的口吻诉说着资本主义即将面临的厄运，憧憬着向社会主义联邦的迈进。思考波兰尼的一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一生能够使我们思考改革式社会主义的经验，使我们去探索一个现在看起来很边缘甚至是失落的世界，然而仅仅两三代人之前，这一思想还在整个政治和文化景观中留下深刻、独特的印记。虽然波兰尼从来都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活跃分子，但他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社会主义计划，其观点与奥地利SDAP以及英国工党的一些高层人物相仿，这也让他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包括：奥托·鲍尔、马克斯·埃德勒、理查德·托尼以及道格拉斯·科尔。人们甚至可能认为，与他们相比，波兰尼更像是一个改革主义社会主义者。至少，根据乔治·卢卡奇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典型特征”来看是这样的：他既不是某一社会阶层或历史运动的代表，也不是什么寓言化身的主角，而是普通群众一般性共有特征与其个体本身传奇生活故事的结合体。典型的人物似乎能够代表某个历史时刻，他们的个性中凝聚了某个运动或者某个时代的决定性元素。如果一位作者（或者传记作者）从卢卡奇的视角上来思索一个典型的主角，那么，想要通过选择一个主导人物来描绘一个历史时刻或者运动的细节则是不可能的。波兰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所处的改革社会主义时期，尤其表现在他科尔式地将“布尔什维克灵魂”与“费边枪口”结合起来。有时，他激进地主张扩大人类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打破土地与劳动商品化对社会所构建的枷锁。而在其他时候，他的眼界似乎局限于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更温暖、更具凝聚力的社会。换句话来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双焦”透镜来看待政治战略，社会民主的最小和最大计划即为改善即时痛苦和实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出现在不同的视野里，“现实主义”和“乌托邦”的承诺随意地交织在一起，没有战略桥梁将两者连接起来。曼海姆定义的“乌托邦”是指，当一个运动或思想试图把社会制度从其现有框架中扭转出来，并围绕着新的规则和规范将其重建时，就是一种“乌托邦”。因此，要理解波兰尼的乌托邦主义关键在于理解他提出的“应该对资本主义做什么”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经济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市场体系来组织，粉碎了与之相关的论断，认为这样的系统是很自然的。有关古老社会的非市场机构与小规模社会的人类学材料等历史证据支持了他的观点。在这些社会中，价格制定市场的机制并不存在，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扼制，互相援助的行为则备受青睐。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组织应当采用非市场手段进行激进式扩张，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案例。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主来说，改革的最小计划将通过增加议会对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来构建国家，从而打开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大门——这是最大计划。这样的计划信奉国家概念的社会学中立性，并以此为基础。国家被认为是“社会的工具和守护者”。波兰尼关于社会主义转型的观念集中指出，由公共或合作所有权取代私人所有权，同时国家接受并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责任。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转型的战略是浪漫愿景的现实主义面，但实际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信仰，在日常用语中被称为：海市蜃楼——一个吸引人却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彼岸。他备受赞扬，因为关注到了政治，尤其是关注到英国政府在构建有利于自由经济学的工程条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相对来说，他很少关注国家本身如何系统地适应资本积累的利益和必要性：执行合同、惩罚违约，建立保护财产的高墙，并同步发展商品交易的媒介；规范劳动力的再生、安全和流通；根据商业需要调整劳动力的属性，投资社会和物质基础建设，介绍有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价值观和信仰。然而，人们未发现波兰尼在其作品中承认下述观点：“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事务的载体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利益’可能是个幻觉”。甚至，像他最忠实的门徒承认的那样，波兰尼的框架并不适合探索“权力动态”，而倾向于“把国家看作双重运动的公平竞技场”。他认为，许多法律和法规从19世纪后期起一直在破坏市场系统，但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要么涉及提供公共物品问题，要么是纠正“市场失灵”，并没有严重或者最终损害市场的功能。他不愿意将国家干预和公司的发展理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克里斯·汉思（Chris Hann）和基思·哈特（Keith Hart）所论证的那样，这使他无法对战后数十年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他未能关注到一个事实：一个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体系需要一个由非商品化机构组成的支持框架，资本主义能够适应工会主义、福利措施、国家干预和公共所有权。波兰尼对国家的社会学中立性以及民主运动中的政治中立性持有费边式的信仰。这促使他在1945年时热切地支持一个“幻觉”：当工党部长在英国白厅上任时，他认为他们可以选择实施引导社会主义转型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稳定和重塑英国资本主义。他为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1963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喝彩，这一胜利就发生在他访问维也纳之前不久，社会民主党赢得了55%的选票。在战后，社会民主党已经与保守的人民党一同治理国家，但1963年的选举结果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进一步的政权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领导下的社会民主政府独立执政超过十年，一度赢得超过50%的选票，波兰尼的侄女玛利亚曾经在该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旧的改革社会主义梦想已经成真：一半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社会党。然而，社会民主党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团主义制度，他们后来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重新设计了路线。这使波兰尼非常惊讶。在他二分的观点中，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在对抗运动中找到了对手，而社会民主在该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对抗运动之间的冲突将致命地破坏市场体系的运作，这预示着巨大的转变。相反，社会民主有助于重新稳定市场体系，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市场体系经历了显著的扩张，劳动力进入相关领域就业的比例有所上升，伴随着博咖特·卢兹（Burghart Lutz）所说的内部殖民化，市场力量拥有了更大的活力范围：之前在国内展开的服务和活动实现商品化，与家庭、邻里和其他“非市场”栖息地的经济联系减少，商品化消费形式大规模参与其中。波兰尼对当代权力关系的分析有很多错误的观点，他严重低估了社会民主与资本主义机器挂钩的勉强程度。他试着阐释资本对各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项目的冲击，这一现象对我们当今所处时代的折磨几乎不亚于对他所处时代的折磨（2015年初，在本书写作之时，这已经构成希腊可能面对的一种未来，柏林、布鲁塞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进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他既没有考察商业和国家权力之间有机的、内在的联系，也没有考察民主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关系。他无法站在社会民主最大计划的边缘，因此《大转型》这本书被“合情合理”地视为反资本主义宣言或社会民主的睡前故事：为理想主义者制造种种美梦，促使他们早早起床，投入对抗运动中去，而这一运动或多或少地被重新诠释为改善、修补和修复市场机器齿轮的使命。尽管如此，波兰尼对市场体系的批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随着世界的转变，这种批评中新自由主义的一面看起来越来越像“市场基础主义”——他以此为主题。他的星辰冉冉升起，与他的朋友和盟友相对出现，如托尼和科尔，又如鲍尔和埃德勒。他们是领导20世纪中叶社会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那时候他还不属于领军人物之列。而现在，他的声望已经逐渐超过他们。如何解释这种命运的反转呢？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与前辈的观点相比，他的观点特别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另一个原因在于，托尼及其同伴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典型的模范人物，而波兰尼的典型性则体现在卢卡奇视角上。托尼等人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作品适合20世纪上半叶各种组织的具体经验和需求。相比之下，波兰尼与社会民主运动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且有条件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长期困扰，而这两者正处于社会民主运动的核心，还由于他偶尔会把吟游诗人式的观点引入主流，并且在工团主义和费边思想之间游刃有余。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与托尼或者科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更愿意支持对手的政治项目可能是一个促成因素，包括支持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和Stalin主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面向多种受众，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如工党同僚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他曾经把《大转型》诠释为对“德国模式”资本主义的赞美诗。甚至偶尔还包括新自由主义者，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兼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他对《大转型》的喜爱显示出对年轻时激进主义记忆逐渐模糊的怀旧。波兰尼的名字并不固定地与某个特定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反而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喜爱——在这个时代，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参与各种党派。不同于托尼及其同伴，波兰尼的性格使他不愿参与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或者加入一些需要被迫与现有秩序妥协的政党。我们发现，他的这一特点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影射出来：波兰尼与这位英雄的相似点就在于他们都“拒绝使世界回归正轨”。他强调，哈姆雷特对“这个世界无比憎恨”，他的模糊陈词“是源于害怕自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是拿起武器反抗腐败的国王并同时也变得腐败更高尚，还是坚韧却徒劳地忍受迫害和暴力更高尚？《哈姆雷特》与《圣经新约》同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并且都以人类痛苦的经历为主题，而正是当波兰尼亲身体会到战争期间的荒凉景象时，才发现自身出乎意料地被这两本著作吸引。若干年后，波兰尼把忍耐这个元素加入他的市场体系理论中。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对比波兰尼思想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对后者而言，渐进变革的关键掌握在被剥削阶级手里，他们将不公正和压迫的经历与集体力量结合起来，叫停资本主义机器。而波兰尼则认为，按照迈克尔·布若威的说法，渐进变革的关键在于忍耐，其普遍性源于共同的根源：市场体系。工人遭受失业、贫穷和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农民忍受土地剥夺和无产阶级化，拥有土地的贵族忍受着领地的退化和廉价食品的进口，资本家忍受着“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更僵化的全球竞争，而对全人类来说，无限制的市场会导致环境灾难和“自由时间的殖民化（自由时间被占据）”。说到这里，我们是否顿悟了波兰尼正在拥有越来越多读者的原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于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脱轨和道德腐败的反感是很普遍的，然而肢解市场体系的运动都缺乏信心，社会民主党早已丢掉红旗。在这样的结合中，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左翼忧郁症”的孢子可以广泛传播，这是一种“消极的、安静的”情绪，责备强权却不能成功地接触到被剥削者中的反叛精神，转而只能在愤世嫉俗、自怜或致命的流行范式中消散产生异议的能量。波兰尼对愤世嫉俗是免疫的，但他倾向于宿命论，至少是以他那个时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共有的形式：假定扩张的工人阶级在民主时代的曙光里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用日常用语来说，这一论点已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但对宿命主义和左翼忧郁的解毒剂之一是曼海姆意义上的乌托邦：一种具有预见性和变革性的指导思想，可以激发集体行动，改变社会现实，而波兰尼思想的遗产正体现在曼海姆对非市场乌托邦的辩护中。本文编选自《卡尔·波兰尼传》，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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